读书笔记|《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》:古罗马晚期的王权与基督教（四）

四

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发展，改变了帝国的社会结构，从文化和社会上都对帝国起到了重置的作用。然而，文化的民粹和社会组织的变革，尽管让城市的权力倾向了基督教，但是基督教主教所组织的群体，却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，以替代原来的希腊文化。希腊文化尽管强调教养、忍耐、礼仪等，但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生活和气质，却让重建之后的罗马社会，又重新回到了希腊化的生活。

如果我们翻阅耶稣时代的文献，就会看到希腊文化对犹太上层社会的影响，那些祭司们也同样以取一个希腊名字为时尚，希腊运动会、游泳池、大剧场在犹太社会中十分流行。尽管有着犹太保守主义群体的反对，但是，这并不能阻止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强。

因此，主教尽管是基督徒群体的领袖，“虽然主教是相对突然地出现在当地社会中的新角色，但是在东罗马帝国，他们往往有与格里高利类似的背景。他们是当地士绅，对自己的良好出身和接受的教化感到自豪。”（147页）

的确，历史往往如此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。我们看到在四、五世纪交叉的时代，城市的暴动权几乎掌握在主教手里，如果我们看过电影《城市广场》，对这种基督教暴动应该不会陌生。但是这种民粹式的暴动和革命，在整个历史中，也许只是短短的一页，翻过去新的一页时，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希腊文化的内容。

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断发生。尽管北魏孝文帝是鲜卑族，但是他们无力创造一种更先进复杂的文化，代替汉文化，只能将自己的文化汉化，来作为进军中原的方式。尽管有很多游牧民族以遍地鲜血的模式征服了中华大地，但是却没有一个民族能将汉文化铲除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。因为摧毁一种高级文化也许是容易的，但是创建一种高级文化则是困难的。况且一种高级文化本身就意味着，一种舒适的生活，既然如此，谁又能拒绝更舒适的生活诱惑呢？

“教化将被保留。就像我看到的，这是因为教化是有分量的东西，而非有闲阶层无关紧要的装饰。它是艰难获得的社会生活技能的精致浓缩，是主导当权者行为的唯一可靠法则。”（151页）因为希腊文化不是随意可以获得的，他必须经过付出，经过艰苦学习。因此，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帝国之后，其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希腊文化的。

在基督教主教逐渐主导了城市生活之后，那些信仰异教的哲学家和士绅并没有消失，他们仍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存在，只是他们在面对基督徒群体大肆毁坏神庙之后，学会了沉默。

然而尽管希腊文化仍然主导社会，但是已经穿上了基督教的新衣。基督教开始将帝国皇帝和皇帝代表总督的形象基督教化。在过去，在罗马和希腊文化中，总督和皇帝往往被神话，尤其是罗马帝国皇帝，会成为民众心中的神，并对他进行崇拜。在基督教帝国建立之后，基督教开始神话皇帝，只不过皇帝不再是过去的神灵，而是神迹的担纲着。他们在战争中的胜利，或者某种重大事件的转折，都能在主教和僧侣的笔下或者讲道中，看到被上帝恩典的皇帝所实行的神迹。

只是，与皇帝实行神迹并行不悖的是僧侣和一些圣徒，他们也同样是神迹的担纲者。有些著名的僧侣，比如金约翰，就被描述为可以对皇帝进行劝诫的人。

基督教帝国之后，皇帝和那些成为主教的士绅，不再像以前一样，对穷人可以高高在上，怜悯穷人，对他们施以同情，成为对这个士绅群体一种宗教或者道德的要求。尽管对穷人同情或者施以怜悯本身，就包含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，但是对穷人的关心本身，则是一种公民权的扩大。要知道在之前的帝国社会中，那些在乡村和在城市的流浪人员，他们与是居住在城市的人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公民权，但是现在他们也同样具有了公民权。这也许是基督教带来的历史进步。

而皇帝也被描述成，在创造的时候，掺杂了平民材料或者穷人材料的人，因此他们在血液中有种与平民平等的成分，这其中包含着对皇权的限制意味。尽管，主教在四五世纪的东部罗马帝国，在某些层面上表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诸如收税和财政的世俗方面，他们却有着有限的影响力。但是，正如主教在掌握了流浪汉和穷人之后，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总督的决策一样，在某些方面，他们也同样可以让信徒高唱口号，来为当权者施压。

小结

基督教发展了希腊文化，继续着希腊文化的轨迹，但也为帝国的希腊文化添加了新的内容。

基督教发展不是在真空中，而是在历史中。这种发展有着神学家的理论努力，当然也有底层人的努力，其中有温和的一面，也有暴力的一面，有光明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。因此，客观而真实地认识基督教发展的过程，有助于我们为今天的基督教困境寻找到出路。

图书信息：【美】彼得·布朗《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》，王晨译，三联出版社，北京，2020年5月